选自：《浩劫中的抗争：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
作者：汪东林（高级记者，传记文学作家）
人物简介：黄维，曾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战争，立下赫赫战功，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和联合后勤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后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赦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致力于军史研究。1989年3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都是在蒋介石手下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同一时期台阶式升迁的；后半生，他们又都因为在中国两种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中，站在人民阵营的对立面而先后做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进了战犯改造所，差不多同时开始接受教育改造。
同杜、宋二位比较起来，黄维这个人比较“怪”，说轻点是“秉性固执”，说重点是“顽固不化”。杜聿明、宋希濂是1959年12月第一批获特赦的，而黄维却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被特赦。
▋沈醉认为黄维是个“怪人”
1975年黄维由一名战争罪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又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进了政协机关的大门。
那时特赦人员安排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待遇已分为两类：
一是诸如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人已于1965年1月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由100元增至200元；
一是诸如沈醉、郑庭笈、罗历戎、董益三、杨伯涛、周振强等人，还未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为100元或120元不等。
黄维这一批特赦人员到政协后，因已在“文革”后期，不可能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但唯独黄维一人生活费每月200元。1978年2月召开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黄维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常委。他连任三届，直至1989年病故。这是后话。
黄维的名气较大，凡读过《毛泽东选集》的，大体都知道黄维率领的国民党机械化兵团，在增援陷入重围的杜聿明时被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的事实。因此黄维进政协机关，比别的特赦人员更引人注意。在笔者见到黄维之前，就听机关里见过他的同志说，他与别的“战犯”不同，走路昂首挺胸，旁若无人，神气得好像还在国民党将军的任上，实在不可思议。因为当时“左”气正盛，由特赦人员而任命为文史专员，尽管身份变了，但大多数文史专员对机关干部都客客气气，甚至可以说颇为“礼敬”的。
何以独黄维这样“目中无人”呢？笔者向沈醉、宋希濂打听，他们说，黄维这人从来就有股“傲气”，当年除对蒋介石和顶头上司陈诚外，对别人几乎都是爱理不理的。沈醉认为黄维这个人就是“怪人”，在战犯改造所也与众不同，以固执或曰“顽固”著称，但他补充说，黄维为人正直、清廉，律己严格，新中国成立前谢绝请客吃饭这类应酬，把主要精力放在治学治军上，蒋介石对此颇为赞赏，故一直重用他。（沈醉：战犯管理所的奇闻逸事）沈醉讲完这些，特别关照我：只是同我这个熟朋友说，不可传言他人也！
不久，我在政协机关大门口见到了黄维。他身着蓝卡其布的旧中山装，但洗熨得干净挺直，浓眉，右上唇有颗明显的黑痣，在向警卫正儿八经地交验证件之后，昂首挺胸，旁若无人地进了大门，向他当时无公可办的专员办公室走去。
▋黄维被动员“批邓”，“‘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那时候，黄维同其他文史专员一样，到机关上班只有一项任务：参加一周二三次的政治学习小组讨论。其他时间不过是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读读政治书籍而已。当时黄维参加专员组的学习，笔者不在专员组工作（作者时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秘书——编者注），但每次学习的简报都能读到。时间一长，我发现黄维每会必到，却从未看到他有过一次像样的发言。自1975年底至1978年初，我印象深的只有这么几件事：
——黄维参加学习组后，长时间一言不发，但有人反映，他又在捣鼓他的“永动机”了，晚上在家里弄，白天人到机关，脑子里仍在转“创造发明”，还是逃避政治学习，故伎重演也！但我记得，由于黄维在这一阶段，的确从未公开提出研究“永动机”一事，因此政协机关领导也没有找他谈过。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当时有位主管领导出了一个“高招”，让黄维登台作大会发言，用以证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但要黄维担此“重任”，困难自然较大，首先是黄本人不愿登台。经多次动员，黄维推辞不了，最后声明他写不出够水平的发言稿，如有现成的稿子，他可上台念一念。于是，捉刀代笔，上纲上线，很快起草出高调门的发言稿。“秉性固执”的黄维也终于抵挡不住压力而登上了大会批判的传声台。
由于新华社报道政协此次大会的消息时提到黄维登台发言，政协很快收到匿名信和匿名电话，责问：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大人（小平）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统战部、政协的负责人干什么的；新华社何以这样有眼无珠，脑子发昏到这种程度！云云。此事一开始虽尽量保密，但终于无效，很快传开了。最后传到黄维耳里，他开始还沉默不语，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才说：“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讨，我可撰文登报声明。”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能的。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黄维才有吐出这口闷气的机会，但他的话很简单：“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黄维当上政协委员并被选为常委后，转为政协直属组学习。他依然发言甚少。当时的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四人帮”，虽还不让彻底否定“文革”，但实际上已有所批评了。几乎所有到会者均发言热烈，有时声泪俱下。因黄维总是沉默不语，召集人几次动员他“随便说说”，“有什么说什么”，他才操着浓重的江西贵溪口音开腔说：
“文革十年，我有八年尚在狱中。现在看来，那时坐牢的比不坐牢的强，起码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挨打受骂，更没有丢了性命，而且吃穿都有保障，我们真称得上是幸运儿了。
“至于‘四人帮’是怎么上台的，文革这样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为什么会发生？我这个尚在狱中的人未能亲身经历，实在是说不清楚。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有了这场沉痛的教训，我想共产党和全国老百姓都会长见识，长记性。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老百姓都为此付出眼泪和鲜血，这个代价将会大大地促使人们觉醒，认清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样，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了。
“我个人微不足道，文革赶上个尾巴还铸成过一件终生的大错，错得不可原谅！但我同各位一样，愿意引以为训，以自己的残年薄力，为重振中华努力。”
这段话，是黄维在小组学习会上最像样的一次发言。
▋黄维重访战地，“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千真万确呵！”
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到上海、苏州等地视察，黄维以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这个团，是团里唯一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我是这个团的工作人员之一。
政协视察团到上海的第二天，黄维就私下提出，能不能让他重游上海“八一三”抗战旧址？因为他知道，这次视察团是集体行动，任务是考察上海企业经济管理和调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我报告了团长，但团长只答复要研究研究，理由一是在京时宣布过不组织个人视察活动；二是“八一三”旧址是国民党抗战的战场，以黄维现在的身份，公开地在旧址出现，当地的干部和老百姓会怎么看？
这话我自然不能直接转告黄维，我只转达团长说要研究一下，看组织这次活动地方上是否方便再定。没想到我的话声刚落，他竟冲着我说：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八一三’淞沪血战是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指挥的一个师伤亡过半，我忘不掉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我不赞同抗战是共产党一家领导取得胜利的说法，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特别是抗战爆发之初的‘八一三’淞沪之战，曾震动国内外，应该在抗战史上写上一笔。你向团长反映，我只要求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给我派一辆车，有一个领路人，我一个人单独前往。”
对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我们过去宣传甚少，直至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才以较大的篇章在报刊上宣传介绍。像黄维这样在1979年12月就作如是说，并坚持要重游旧址，又一次使我领教了秉性固执的黄维将军，是多么与众不同！我当即将黄维的意见反映给团长和有关负责人，于是再一次进行研究，终于同意了黄维的要求。
黄维旧址重游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推开他的房门，不等我开口，他就兴致勃勃地说：
“上海的郊区，变化太大了，一座座新房子拔地而起，男女老幼衣着整齐，生活温饱，茅草屋没有了，衣衫褴褛的饥民没有了。
更使我高兴的是，老百姓并没有忘记历史。我拜访了好多位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还陪我重游旧地，都对‘八一三’淞沪抗战记忆犹新。他们说，那时的国民党军队真是与日本鬼子拼得血流成河，我们老百姓也支持他们，参与战事，几乎家家有人伤亡。后来失败了，日本鬼子终于占领了上海，那是旧中国国力太弱，国民党上头领导不坚决，那不是他们在前线拼命的官兵的责任啊！
我听他们这样说，禁不住热泪盈眶。是呀，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好，国民党最终失败，那是它自身的腐败无能，丢了老百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千真万确呵！”
次日黄维说，“昨晚服了两次安眠药才入睡。”
▋黄维“批”梁漱溟谈文革：梁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又错在何处呢？
黄维与梁漱溟彼此结识，是在1978年2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之时。在这次会议上他俩才同为全国政协常委，而且被编入同一个小组——政协直属组。
1978年2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小组会上，又作了一番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人治法治”的发言，矛头直指毛泽东主席，说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呼吁必须彻底否定文革，这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当时，再一次遭到批判是势所必然的。
对梁长达数月之久的批判，黄维是从头至尾都参加了，但他始终极少发言，特别是对梁漱溟的言论，一次也没有正面触及。组长动员他，他还是那几句老话：“文革十年，我在狱中八年，不了解外情，无资格横加评论。”他还补充说：“至于梁漱溟先生的言论，我作为一个学识浅薄的军人，听起来高深莫测，这批判又如何能批到点子上？希望各位组长容我旁听受教育。”
黄维的这种态度，在学习组20多人的成员中，属极少数。组里的绝大多数人，对梁的种种言论，反对也罢，赞同也罢，最低限度也得讲几句表态的话——即便是违心之言，也得过这一关。
物以稀为贵，黄维的保留态度引起高层人物的注意，他们指示可以个别找他谈谈，要耐心做工作，解除他思想顾虑，让他说心里话。有关领导挑来选去，找到了我，理由是：你不是官，作为小组秘书，与全组人朝夕相处，再加上与黄维还算谈得来，不妨试试。
1978年4月间的一天，我和黄维开始了一个小时的令人难忘的对谈。我开门见山地说：
“黄老，全组都在批判梁漱溟，您至今一言不发。组长（请注意，组长也是政协常委或委员，并非是这场批判真正决策者和领导者）让我找您聊聊，您是否顾虑在会上谈不方便，希望您能在会下发表高见，有什么谈什么，由我负责转告组长。”
黄维淡然一笑，沉默了一会儿却反问我：
“你也从来未在会上说一句话，你对梁漱溟先生的言论有何高见？你学习得比我好，能不能先说给我听听，开开窍？”
我颇感意外，但立刻回答说：
“您也知道，我是工作人员，小组秘书，是为委员们服务的。在学习会上，我的任务是记录，没有发言权，因此一言不发。至于对梁漱溟的言论有何看法，因为梁的言论是在政协会议上讲的，有权发言作评价的仍限于政协委员，现在是在学习小组，就限于参加这个小组的政协委员。我们机关干部没有开会讨论、批判，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任务。现在我的任务是受组长的委托，请您在会下发表高见，我负责向组长汇报，我可以保证如实反映，一字不差。”
黄维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
“你给我出了难题。我要是不说，你完不成任务，好像我也过不了这一关——会上不说，会下也得说，总之不表态不行，是不是？”
黄维笑了，甚至发出有克制的“咯咯”声。他拍了一下沙发扶手，大声说：
“好！其实这件事我已考虑很久了。你既然受此重任，我还算信得过你，也就不让你空手而去，但你一定要细细地记，再让我看一遍，然后你去如实汇报，好吗？”
“好！”我总算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黄维沉重而缓慢地开讲：
“从2月中旬至今，梁漱溟先生已几次发言，我每一次都认真地听和记。梁先生讲的‘人治和法治’，其要害有两点：一是毛主席几十年来没有认真搞法治，主要搞的是人治，新中国有过两部宪法（指1954年和1975年制定的），都成了一纸空文；二是毛主席搞人治的本钱是运用了他本人曾经缔造了党、国家、军队的他人无法比拟的空前的权威，其结果是造成了十年文革的大灾难，直至他本人去世，‘四人帮’被粉碎才告结束。梁漱溟强调，文革必须彻底否定，人治必须结束，法治是中国的前途所在，现在已经到了由人治转向法治的大变革的时候了。
“梁漱溟是位学者，他广征博引，讲了一大套，但重要的结论是上述两点。使我迷惑不解的是，小组各位同人一哄而上的批判并未直接针对梁漱溟发言的实质和事实，而是讲梁某人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因此所说‘毛主席搞人治’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要彻底否定文革，恢复法治’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梁漱溟与毛主席“顶牛”的历史真相），我觉得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符合毛主席关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教导，这是一。再一点，对毛主席本人的评价暂且不说，一般人都忌讳直接议论毛主席本人，但对于文化大革命却是大家差不多异口同声地会上会下都说过，文革死了许多人，伤害了许多人，人斗人，派斗派，破坏了国民经济，总之是祸国殃民的大灾难。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肯定的，梁漱溟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又错在何处呢？
“我不是梁漱溟先生的老朋友，直接认识他才几个月，我当然读过《毛选》第五卷的那篇文章（毛主席与梁漱溟几次谈话纪要），有可能他过去反对过毛主席，甚至反对过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我以为，却不能如此简单地判断，因为他过去反对过，所以今天讲这些话也是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反对下去。判断他是不是继续反对，首先要看他今天讲这些话的内容，而不是只看他的过去。如果只以过去来判断今天，那么我们这些特赦人员怎么办？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怎么办？许多前些年当过右派、犯过错误的人怎么办？我思索再三，很难理解也回答不了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种种问题，因此还是一言不发好。
“我心里的想法，大致就是这些，我仍不准备在会上讲这些不合时宜的话。如果组长领导还想问我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我就再说一句话：不要因人废言！就是说，不管讲话的人是谁，先分析一下讲话本身是不是有道理，有没有可取之处，而不是因为他过去如何如何，就把他讲的话，哪怕是有道理的话，也一概废止，甚至冠以‘坏话’的帽子。如果不这样，凡是历史上有不清白处的人，都只好闭上嘴，只听而不说了！”
这次谈话后不久，因形势发展，对梁漱溟的批判不了了之。
黄维并非在一切方面秉性固执。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他积极参政议政，到全国各地调查考察，倾听各方人士的意见，提出若干重要的提案和建议。他坚持每天阅读多种报刊，特别是处理一些老部下、老同乡要求落实政策和反映问题的来信，他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神。作为一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与台湾军政当局有着历史的渊源，他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肩上的一项重任。他在一次回故乡江西省贵溪县探亲访友返京后，喜形于色地向我出示一本由台湾贵溪同乡会主办的向海外发行的杂志，说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在台乡亲们浓厚的思乡之情，“亲不亲，故乡人”，真是一点不假呀！黄维还说：“你知道，我这人非不得已是不愿上镜头的。这次回家乡，破例了。家乡人以我为主线，拍摄了一部电视录像片，借此介绍贵溪面貌的巨变和湖光山色，向海外发行。为了让在台湾的老乡能看到他们阔别几十年的故乡，看到我这个国民党老兵还活得很好，我心甘情愿充当了这个‘演员’。”黄维边说边发出爽朗的笑声，这在我和他十多年的接触中，是不常有的事。
是的，他秉性固执，但并不古怪；在固执的个性中，蕴藏着对祖国和家乡深情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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